《思想坦克》民主国家敲响丧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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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坦克》民主国家敲响丧钟之前

本文作者为陈信仲,原文标题:民主国家敲响丧钟之前——威玛共和国的民主是如何失守的?,由思想坦克授权转载。

就台湾人对于纳粹德国的兴趣与理解,纳粹党是以街头暴动为政治手段的民粹政党,希特勒则是善于演讲的民粹领袖,他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年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同年 3 月 23 日由帝国议会以修宪程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全权委任给希特勒的《授权法》,希特勒的独裁自始完成,威玛共和实质灭亡。

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怎样的环境与人事物促成,或者说纵容希特勒的崛起的?意即,威玛共和是在什幺情况下,走向他的灭亡的?

《思想坦克》民主国家敲响丧钟之前没有民主捍卫者的民主

威玛共和国的覆灭,就历史研究而言有许多因素,世界经济恐慌、世界性孤立、凡尔赛条约的沉重负担等等,但摒除外在因素不论,

威玛末期,德国多党林立无法形成一致的政治共识,更糟的是,大多数的政党对于威玛共和与民主制度都不怀好意。例如:纳粹党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想打倒威玛共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人民党与代表戎克贵族利益的国家人民党,则嚮往威玛以前的帝制时代;德国共产党利用当时德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国民的不满而崛起,但他们仅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无法承担代表整体国民利益的民主,他们也无意要捍卫他们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威玛共和,他们敌视当时最大的民主势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斥之为「社会法西斯」,这样的态度就跟纳粹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敌意别无二致。

但堪称最大民主势力的社会民主党是称职的民主捍卫者吗?也不是,从以下几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他们的失职:

    在通过全权委任希特勒的《授权法》、让希特勒成为独裁者的危急时刻,他们当时没能跟光谱接近的共产党一起合作抵抗纳粹(虽然不全是社民党的责任)。1932 年社会民主党的重镇普鲁士邦,被当时与希特勒结盟的巴本政府以纳粹突击队和共产党的赤色战线之间的斗争为由,说服兴登堡总统罢免普鲁士邦政府,并动用宪法四十八条以军队佔领普鲁士邦的邦政府,结果拥有九万警力的社民党政府居然不抵抗。当时德国最大的民主堡垒遂土崩瓦解,社民党人的软弱也成为希特勒相信掌权后可以为所欲为的根据。在纳粹掌握政权之际,国会通过《授权法》时,社会民主党也只是投反对票而已,没有用尽全力抗争。

顺带一提,作为威玛宪法守护者的兴登堡总统,他也在晚年显示出失去维护宪法的热情,成为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让希特勒得以合法掌权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在威玛共和的黄昏,德国上自总统下至各大政党,鲜有决心要捍卫民主的政治家。

《思想坦克》民主国家敲响丧钟之前

放弃抵抗终将招致灭亡

这样看来,去探讨威玛共和组织最强、人数最多、也是唯一可看作民主势力的社会民主党为何失败,换言之,反省民主保卫战的失败经验,也就成为讨论民主防卫的开端。大致上可归类为几点:

(一)本来社会民主党并非高举不抵抗的旗帜,而是揭橥斗争的口号,可是口号与实际作为之间毕竟存在隔阂,他们多半相信马克思的必然论与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是十八世纪启蒙主义信仰的乐天信徒,天真地认为纳粹的暴虐无道不会持久,因此除了温和的国会投票,并不进行实力抵抗。

(二)本来威玛共和国对于左右两极的极端主义也有个别的防卫措施,例如《威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对公共安全与秩序产生重大干扰、危险或之虞者,总统为了回复公共安全与秩序,可採取必要的手段,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加以介入);以及《拉巴洛条约》签定后两个月,犹太裔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于 1922 年 6 月 24 日遭到右翼团体暗杀身亡,因此帝国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课以官兵去取缔危及共和国存立的团体,处罚其反抗者义务」,因此可以事先预防极端主义的《共和国保护法》,以及课以公务员拥护共和国及宪法忠诚义务,违反者得以罢免的《共和国公务员法》。

可是如同前述所说,《威玛宪法第四十八条》会被恶意地用来打击政敌,《共和国保护法》则因为民主政党拘泥于极端团体的暴行「没有违宪目的、只有违宪手段」,几乎没有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违反刑法或法律时国家才介入,丧失事前预防的功能;而《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罢免手段在汉堡、巴登等邦几乎不被使用,即使使用罢免,被罢免的极右翼公务员又会被其他邦捡去,形同虚设。

(三)如同法学家 Hans Henschke 所说,上述的各种防卫手段之所以被踌躇使用,是因为当时的民主势力(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忌惮被批评倒退回帝制而罔顾民主有防卫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长期忽视了纳粹的危险性:纳粹除了街头暴动,很早就有意图要侮辱威玛的民主并加强滥用了,例如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乔瑟夫・戈培尔,1928 年于纳粹夺权前,就说明了纳粹党用民主手段破坏民主的想法:

「我们进入帝国议会,是为了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提供我们民主的武器库,我们成为帝国议员,是为了让威玛的思想透过它们自己的帮助陷入麻痺,如果这个民主国家足够愚蠢,帮倒忙地给了我们免费入场券与事前準备,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以敌人之姿到来,如袭击羊群的野狼,我们如此降临」

而且希特勒本人也表明,他只有在还没有掌权之前会尊重威玛民主而已。1930 年他在共和国法庭前就表明这样合法战术(纳粹称为合法革命):

「宪法只不过规定了斗争的基础,并没有规定斗争的目的,我们进入法定机关,以这种方法,让我党掌握决定权,等到我们拥有宪法权利的黎明,我们就会以我们认为正确的形式来铸造国家。」

看破这个合法战术的人所在多有,例如当时的汉堡市长,社民党人罗斯(Rudolf Ross)就说:

「宪法竟假定是为了抹杀所有人自由而去保障个别人的自由,这完全是胡扯。暴力、恐怖主义、独裁的使徒们为民主原则受到压抑与侵害抱不平,这多少让我感到古怪。」

台湾民主有捍卫者吗?

上述三个民主捍卫者的失败原因与最终导致的民主自杀,成为战后德国民主防卫建立的三大核心概念的教训:价值拘束性、主动防卫意志与民主阵营的巩固与壮大,碍于篇幅,只能留待下一篇文章详尽解说。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不妨稍加反省、或者试着理解历史学家们的悔恨:

如果当初社民党人能够积极一点、对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能多坚持一点、对纳粹滥用民主制度能多抗拒一点,希特勒的野心是否不会得逞?邪恶是否不会得势?弊端是否不会失控?或者至少,希特勒进行个人独裁与暴政的胆子是否会小一点?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可是今天同样的课题摆在了我们眼前:假新闻肆虐、部分台湾人只想发财而随民粹起舞、「民主不能当饭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促统的候选人堂堂进入国会殿堂、街上的五星旗随风飞扬、满是惧怕战争而放弃抵抗的人们,更甚者,台湾某些自由派不乏有如同威玛共和时期,忌惮国家干涉会侵害自由,不使用防卫措施、不积极抵抗的社民党人之乡愿,反对政府订立相关法规积极进行民主防卫。

只能说,威玛共和的教训历历在目,对岸的渗透与统战堂堂入室,就算没有「自由之敌不值自由以待」(Keine Freiheit für die Feinde der Freiheit -Saint Just)的觉悟,至少也要承认,去捍卫台湾那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Freiheitlich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是我们今天尚能称自己为自由派的一切前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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